《史记》中的生死观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自人类有意识以来，死亡一直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因其超体验的实质，造成了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成了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任何生命都只有一次，所以贪生怕死也自然成了人的本能与本性。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人类怀着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强烈地追求永生，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从古至今都不曾停歇。因为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于是自然就衍生出了不朽的理念。古人对不朽有三个衡量标准，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并很有把握地认为，只要做到了其中之一，就可以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但是在变化莫测，无迹可寻的命运轨道上，这样的标准显然不能放之四海皆准，因着突如其来的命运降临，历史不断演绎出了一幕幕生死抉择的画面。是择生还是择死？这一难住了哈姆雷特的选择题也常常就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这一难题也由于不朽标准的存在，就使得无论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都不能单纯地用勇敢或怯懦来划定。面对生死抉择，人们常常认为死能明志，生却践志。但是成败与否更不能单凭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所以，当这样的选择出现在司马迁面前时，他经过深思熟虑和无数次的自我思想抗争之后艰难的选择了比死还痛苦的生，并且最终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生死观念。这一观念不仅为后人树立起生命的价值尺度，同时也贯穿着整部《史记》的创作过程的始终。 择生还是择死。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从鸿篇巨制的《史记》和激切感人的《报任安书》中感受到司马迁在这个选择上的煎熬。择生意味着肉体的痛苦，人格的侮辱，灵魂的漂泊。而此时的择死似乎看起来更加容易些，但一了白了地逃避之后，也就永远丧失了永垂不朽的机会，成为了“轻于鸿毛”的死。此间的孰轻孰重不仅一次又一次的拷问着司马迁饱受重创的心灵，与此同时，也无时无刻地向后人发出深刻的疑问。但最终庆幸的是，司马迁还是选择了艰难地生，中华民族因此才得以增添一部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文学杰作，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也因此有了大致可以确认的轮廓。我们可以认为，经此一役，司马迁已经完全经受住了生与死轮回的考验。因此他的生死观不仅是灵与肉的不断碰撞的结晶，也是维护人格尊严与追求永恒不朽的伟大结晶。 （一） 择生：摧刚为柔，忍辱求生 儒家提倡“士可杀不可辱”，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中提到“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汉代士大夫崇尚“死节”，他们都强调了生命的尊严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但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们却清楚地看到他极力宣扬的是这种忍辱求生的生死观念，一方面，司马迁认为生存价值要远大于死亡价值，把不朽看成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因此他更加注重的是人的生存的最大价值；另一方面，他大胆质疑和批判了传统的“死节”、“死仁”、“死义”的价值观。而这一部分也是他生死观中最精彩的章节。 司马迁继承了父亲司马谈的遗志，立志实现父亲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可正当司马迁潜心创作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并因此获罪。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肉体和人格极大的摧残和侮辱。他自己甚至痛心疾首地慨叹道：“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本是一位慷慨的志士，自尊自信自重，内心充满了强烈的荣辱感，于是在这样万劫不复的折磨中他想到了死，但又考虑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而后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相似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所以说司马迁自身就是忍辱以求生最好的践行者。面对生死抉择，司马迁没有选择自杀以死节，西汉的士大夫大多崇尚死节，即大臣获罪在下狱之前就自杀了断，以此来保持人格的尊严和生命道德的完整独立。当时司马迁自请宫刑以减死一等，宫刑是奇耻大辱，受宫刑的人违背的不仅仅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不可损伤”的忠孝之义，更残酷的是要面对自我精神上的缺失与痛苦，尊严受到践踏，人格受到侮辱。这样的忍辱求生就违背了传统的道德约束的要求，“士可杀不可辱”当代的作家陈村曾说道： 在我眼里，一个生命的尊严远远高于一橱最珍贵的书籍。书毕竟只是书。我要完整的司马迁，宁可没有《史记》 但是，司马迁有他忍辱求生的理由，他不仅是要完成《史记》以实现父亲著述历史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在著书立说的同时也是在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他顽强不屈的自由意识和奋发图强的创造精神都是支撑余生的坚定理由，司马迁著述《史记》不仅仅是将他个人的文采流传于后世，继承父亲家族的事业，他更看重的是一种深切的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他要用自己的力量著述历史，让后人以史为鉴。他心中的这种传承历史的理性精神让司马迁的人生愈发完整和伟大起来。著名评论家黄子平曾这样说道： 然而在这里依然很难得出答案，难道司马迁生命的尊严不正高扬在他得,《史记》里么？难道作家不正以自毁的方式肯定了生命意志的自由么？难道没有《史记》的司马迁还会是完整的么？ 司马迁在屈辱和痛苦的困境中展现出来的理性精神，在面对生死关头时的艰难抉择，他选择完成《史记》以流传后世，从中体现出生命选择的自由意识。他自己十分清楚下狱、宫刑可能带给他的耻辱，但《史记》草创未就，绝不能轻易赴死。《报任少卿书》中说：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既然选择艰难而生，就要经受住巨大痛苦的折磨，因为这样的向死而生同样是为了完成不朽的伟业，同样是为了实现人生最大的价值。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他的屈辱负垢、坚忍不拔，也正是以这种价值观为出发点的生死观的表现。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塑造的极具复仇精神的伍子胥形象同样也是忍辱求生最鲜明的例子。以他的人生经历为例，楚平王因为听信了费无忌的谗言下令诛杀伍子胥一家，囚禁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之后，并以此来要挟伍子胥和他的兄弟伍尚，如果不奉命前来，就将父亲处死。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伍子胥镇定谨慎地分析当下的形势“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至则父子俱死，何益父子也？往而令仇不得报人耳。不如奔他国，借力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他深知应父之召必然赴死，与其这样无意义的死，不如辗转他国，积存实力，将来为父报仇。在历经昭关受窘，饱受命运摧残甚至沿街乞讨时，伍子胥都未曾片刻失掉郢都复仇的心志，他一心想到的就是为父报仇，即使现在受再大的委屈和折磨都是值得的，倘若当初像哥哥伍尚一样陪父就死，那样的死就是“轻于鸿毛”的无价值的死，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 道乞食, 志岂须臾忘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司马迁直接肯定了他的这种求生方式，在司马迁眼里，伍子胥无疑是一位有大智慧的大英雄。而他更是用欣赏的语气高度赞扬了这种生死抉择，事实上，司马迁同样也是在借伍子胥的故事来一吐胸中压抑已久的不快，他将自己受极刑又不得不忍辱求生的苦闷心情在别人的故事中吐露得酣畅淋漓。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情感投射，更是司马迁自我价值观的直观体现。 忍辱求生者首先要知耻、知辱。“知耻近乎勇”、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这也是司马迁完整的理想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认为，忍辱求生者必须要清楚自己所遭受的屈辱程度的大小，不要因一时之气，为小耻小辱而舍弃生命。《张耳陈余列传》中记载到，陈余因被小吏侮辱，便要和小吏拼命。张耳训斥他说“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这里他指出，这样的小耻小辱是不值得用性命来作赌注的。而在《淮阴侯列传》中赞扬了韩信甘受胯下之辱，《留侯世家》中的张良同样也能忍辱为老人进履，才得到了《太公兵法》。同样是受到屈辱，要理智的辨清所受的屈辱值不值得，不能为小辱舍弃生命，更不能毫无价值的苟且偷生。 在《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中司马迁将汉初名臣季布和栾布作合传，其立意恰恰在于季布栾布一重其死，一不重其死，也就是说，司马迁通过记载季布栾布如何对待死亡的态度上表达了他自己独特的生死观。和伍子胥一样，《季布栾布列传》中的季布同样也是位摧刚为柔，忍辱求生的英雄人物。楚汉争霸时，作为项羽手下的将领，多次困住了汉王，屡立奇功，项羽败亡后，汉高祖下令缉捕季布，季布躲到濮阳周氏家里，几经辗转，最后竟与家僮数十人一起卖给鲁朱家为奴。可以想像，季布是一个何等刚毅的勇士。想当年，项羽英雄盖世，而季布在项羽麾下居然能以勇闻名，而且数有攻战之功，可谓是叱咤风云的大英雄。卖身为奴，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当是一种奇耻大辱，但他没有轻易地选择去死，而是忍辱求生，最后折樊哙、谏文帝终于成了一代名将。司马迁歌颂了这种摧刚为柔的气节，不禁慨叹道：“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诸侯，身屦军搴旗者数也，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他同样对季布表达了自己最高的赞誉。在择生与择死的选择上，季布衡量客观形势，并根据自身的具体条件，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清楚地知道行走于世，必须要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廉颇蔺相如列传》）在这里，季布可谓是“勇者”，更可谓善“处死”。相比之下，淮南王刘长为人刚直，骄纵不法，被文帝发配到蜀郡。他就不能够忍辱，说道：“谁说我是一个勇敢的人？人生一世间，怎么能够如此愁闷不安？”于是他选择了绝食而死。可见，淮南王虽刚正，但还不能摧刚为柔，也就算不得勇者。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生死的选择都是痛苦而又艰难的。选择死，固然可以成就孝名。人活一世，有许多东西值得留恋，有太多的义务和责任需要承担，选择了生虽然可以保全性命，但忍受屈辱又是十分艰难的过程。首先，忍辱求生在开始就要背负着不忠不孝的罪名，为刚直正义的人所不齿。其次，忍辱求生不是苟且偷生，而是立志发奋，通过复仇来为亲人雪恨，通过建功立业来洗刷自己的耻辱。在这个过程当中，求生者往往历经常人所不能想象的折磨与痛苦，可谓生不如死。 忍辱求生者都要在生不如死的艰难困厄的境遇里奋发崛起，或著书立说，或报仇雪恨，或建功立业，以上皆实现了人生的不朽。在面对生死抉择的艰难困境中，他们都选择了忍辱求生，从中可见，这是一种对于生命选择的理性的反思精神，更是一种人生的自由意识，而不是一味地盲从“死节”道德约束，是对不幸命运的抗争，是对生命真谛顽强的追求的坚强意志。 （二）择死：舍生取义，死得其所 司马迁关于死亡之思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倘若选择死，就要“重于泰山”的死，在自我牺牲中实现人生最伟大的价值。司马迁赞成的并不是毫无原则的偷生苟活，他十分赞赏推崇的是重义轻生的牺牲精神。 同样是《季布栾布列传》，其中的栾布和季布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更看重死的价值。在本篇中，栾布哭彭越一事正足以显示司马迁在这方面的态度。汉高祖以谋反罪名杀彭越，又明诏禁止收尸。栾布作为彭越的故友和下属，置死地而不顾，“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之”，充分表现了他在生死关头义不容辱的精神。就像赞语中所言，栾布深知自己的大义所在，所以毫不吝惜生命，他的这种行为可以比得上古代的烈士。 如果选择了死亡，就要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使自己燃烧的更为炽烈，以求得最大的死亡价值。生理的生命消失了，但精神生命却将永垂不朽，这种价值是在走向死亡的短暂瞬间展现出来的，因此也是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最后的展示。《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在他前半生几乎鲜有耳闻，而他的人生价值主要就表现在他视死如归的走向死亡的短暂过程中。“易水送别”、“秦廷喋血”不仅赞扬了荆轲为知己者死的英勇大义，而且可以看到他在反秦斗争中宁死不屈的崇高思想境界。是死亡的崇高价值成就了荆轲，使他名垂青史，“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陶渊明《咏荆轲》）在生死抉择的关头上，秦舞阳怯懦却也终不免一死，两人的对比更显出荆轲的宁死不屈的高尚人格。 践行着舍生取义的生死观念的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就是为我们所熟知的屈原。对于屈原，司马迁先写他的才能之高。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但也因此深受上官大夫的嫉妒。上官大夫进谗言使怀王疏远屈原。屈原被贬之后，而后又极力表现他忠君爱国的一腔热血和满怀赤诚，“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但屈原最终也没能使怀王觉悟，反因此得罪了令尹子兰，惨遭放逐。屈原被放逐之后，司马迁着重写了他的牺牲。上不能为国尽忠效力，下不能躬耕垄亩，归隐田园，“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难得的孤独，唯有坚强者方能如此，唯有高尚者方能如此。所以屈原才表示：“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于是，屈原怀抱沙石，沉江而死，实现了自己“伏清白以死直”（《离骚》）的诺言，其正直刚烈堪称千古之冠。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对于屈原的以死直谏，视社稷人民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精神的由衷敬佩。他用牺牲来践行了对于君主的忠贞和国家的担忧，忧国忧民的屈原不仅是司马迁眼里的英雄，更是名垂青史的慷慨悲歌的壮士。 总之，在面临生死抉择的困境时，倘若选择死，那么更应理性的思虑要如何赴死。不惧怕死而视死如归，诚然可贵，但更珍贵的是，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能够承受各种痛楚，最终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 司马迁的生死观或者主张慷慨赴死，或者主张忍辱求生，两种选择都是以人生核心的价值观为转移的，而这里的价值观同样又是以社会贡献的大小作为标准，即追求人生的不朽，因此司马迁的生死观就被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内涵，从而展现出极其复杂的形式。 千古艰难唯一死，要么选择隐忍苟活，忍辱以成功名；要么选择壮烈慷慨的有意义的英勇赴死。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成就了两种迥然风景的人生。而这也正是司马迁独特生死观的最核心的内涵。 （三）择生与择死的对立统一 司马迁将对于生死的两种选择贯穿《史记》篇章的始终，使其内涵更加丰富而具有耐人寻味的哲理意味，择生与择死的两种选择并不相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内涵，但究其本质，两者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择死并不是对择生的单纯否定，相反地，择生也不是对择死的刻意反驳，两种选择本质上是具有包容性的，都有着相同的思想内涵。择死者看重的是生命的高尚纯洁，而择生着更注重生命的最终价值，两种选择只是着眼点不同，但是却都是以人生价值作为共同的理想追求。珍惜生命并不意味着苟且偷生，而是在艰难的余生中时刻保持生命的自觉；慷慨赴死也并不意味着意气用事牺牲性命，《史记》中多数的仁人志士都是为了国家或者是为了理想才牺牲生命。人生的意义最终还是要实现自身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司马迁生死观的核心之所在。 然而，司马迁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择生与择死的具体标准，什么情况下就应该慷慨赴死或是忍辱求生，他是要求在面临生死抉择的关头，要理智的分析局势，同时考虑自身的客观条件。但遵循的唯一标准还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一标准要比儒家规定的限制人们的约束要合情合理得多，因此，时至今日，对于我们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无论是为理想为宏愿择生忍辱以成功名的英雄，还是为道义为知己择死慷慨悲歌的壮士，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在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出了生命的价值，他们的壮举值得后世称颂和流传。司马迁对于他们饱含激情的记述也鲜明地展现出了他自己的独特的生死观：以是否能够实现人生最大的价值为最基本的衡量标准。司马迁赞许英勇的择死者，但他更看重忍辱奋发的择生者。在当时独尊儒术的大社会背景下，他的生死观念具有哲理的思辨精神，更具有超前的进步意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他对于生死观的理解与阐释也是他“成一家之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文转载自: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5298808/